从907年朱温灭唐，到960年赵匡胤建宋，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。短短53年，王朝更替之频繁，为历史之最，最长者不过17年，最短者只有4年。无穷的战乱与杀戮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朝不保夕。举国上下，人人自危。
而唐朝末年，情形同样不堪。黄巢起义，为这个古老帝国挖掘了坟墓。这最后的20多年，我们已经无法窥视到那个曾经无比强大的帝国的影子，它像一个垂死的老人，不复当年叱咤风云的豪情，有的只有佝偻的身形和对死亡的恐惧。
所以，从唐末到后周，100余年，中国历史的车轮深陷入泥潭里，辗转不前。这是怎样一个混乱而又黑暗的年代啊。
诗人是时代的代言人，诗歌是时代精神的橱窗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再也聆听不到昂扬雄浑的高歌，领略不到恢弘阔大的气象。我们能感受到的，是被多难的时代磨石碾压下的灵魂的挣扎，还有不甘、控诉、绝望、哀叹与愤慨。
这个年代，不属于诗人。这个年代是政客和冒险家的舞台，混水摸鱼，乱中取胜，一向是他们的惯用伎俩。而诗人，极少能超然成为时代的旁观者，更多的是成了时代的牺牲者。他们没有选择，因为笔是用竹削成，而不是精铁打造。在政治的赌盘上，只有强者，才是最后的赢家。
我们不能责怪这个时代的诗人们，杜甫只有一个，而在这个年代，想成为杜甫第二，要比盛唐时付出更多。当生命变得前所未有地脆弱时，我们不能苛求诗人们都能蘸着自己的鲜血作画。
在这样污浊的泥潭里，一朵奇异的花盛开了，这就是词。
一般认为，词从隋朝已现胚胎。据说，在格律诗一统天下的盛唐，已有文人尝试作词。李白名下，共计有20余首，其中《菩萨蛮》和《忆秦娥》最为后人激赏。关于这两些词的真伪，文学界争论不休。比如《菩萨蛮》，从词的意象和文字功力看，归于李白名下，不显突兀。“平林漠漠烟如织，寒山一带伤心碧。暝色入高楼，有人楼上愁。玉阶空伫立，宿鸟归飞急。何处是归程，长亭更短亭。”但有资料显示：《菩萨蛮》，据说是由于唐代大中初年，女蛮国进贡，她们梳着高髻，戴着金冠，满身璎珞（璎珞是身上佩挂的珠宝），象菩萨。当时教坊因此谱成《菩萨蛮曲》。大中，是唐宣宗年号（公元847－859年）。而李白卒于762年，中间相隔近百年。由此揣测，《菩萨蛮》算在李白名下，有点科幻意味。
而且，另有疑问，李白写词为何在当时孤峰兀立？为何同时代的诗人们，如杜甫、王维、孟浩然等写诗高手几乎没有成词存世。不屑，还是不知？似乎都不可能。以杜甫、孟浩然的游历和对文学的挚爱，能让词成漏网之鱼吗？
到了中唐，写词渐盛，白居易、韦应物等在写诗之余，偶有词作面世。从创作比例看，词，在当时也只是大餐后的点心，还没有作为主菜，更没成为某诗人的招牌菜。直到晚唐温庭筠横空出世，这个相貌奇丑的温钟馗，用一枝羊毫软笔，将格律诗歌的江河生生决出一个缺口，引滔滔江水流入另一条河床。韦庄步其后尘，更是勇往直前，大刀阔斧，将词的河床拓宽拓深。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，流出一番新的天地。这就是花间词派。
但前文已经提到，这是个极其混乱的百年。贫瘠的年代注定了词天生血气不足，营养不良。纵然温庭筠才华横溢，“凡八叉手而八韵成”，纵然韦庄曾追慕杜甫而虔诚地住居到浣花溪杜甫草堂旧址，赢得了“韦浣花”的美称。但时代并不允许他们慷慨言志。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词，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闺怨风格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。因为，作为词的主将，他们的风格，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流派和审美趋向。“温庭筠词意象绵密，富艳精工。韦庄词疏朗秀美，明白晓畅。花间余人皆蹈袭二人余风。形成了词的绮丽香艳、婉约柔媚的风格，奠定了词最初的婉约风骨。”
随后，“南唐词二主一相（二李、冯延巳），以高雅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情趣，以及独特的个性禀赋和情感体验，赋予了南唐词独特的感伤情调和开阔的词境”。但由于花间词风对词“内向性格”的定型，再开阔的词境，也洗不去那浓艳的脂粉。直到苏轼率先打破了词为艳体的樊篱，新天下耳目，词风大振，开创豪放一派。词，才终于显现出阳刚的血性，像个男人一样挺直腰身，傲然屹立在文学殿堂之上。
任何文学形式，甚至包括其他艺术形式，其源泉都在民间，在炊烟缭绕处的布衣百姓眼里、口里、心里。百姓的血和泪，形成文学形式的最初的源泉，并不断汇聚，成为活水。但汇聚之后，时代决定其爆发的时刻，文人开拓其前行的渠道。早期创作群体的风格，将对该形式风骨具有深远而巨大的影响。
我们不妨假设，如果词在盛唐就成为主流诗歌形式，在李白杜甫等绝顶高手引导之下，及岑参、高适、王昌龄等雄浑刚健的边塞诗人共同推动之下，词的最初风骨还是那么“绮丽香艳、婉约柔媚”吗？苏轼的豪放一派会不会提前300年粉墨登场呢？
历史不可假设，但假设的意义在于分享因假设而带来的惊叹或遗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