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鲁西南大地上，有一片不大的山区。这里的山和几十里外的其他山不同，那些山的山石都是可以烧石灰、做水泥的青石，这里却是只能做石料的白砂石。所以，这片地方被称为白石山区。
白石山区的几座山里，最有名的要数卧佛山和卧牛山。
卧佛山在山区的中心。此山因形状酷似一座仰卧的大佛而得名。山上有庙，还有戏楼，过去每逢卧佛山庙会的时候，都要唱五天大戏。
卧牛山在山区的东南方。山的东面南面就都是平原了。此山也因形得名。从山的西南方向看去，恰似一头巨大的水牛俯卧在那里。牛头向东偏南，牛屁股向西偏北。千百年来，这座山就以卧牛山名世。牛头向阳的一面，有一个石穴，据说是卧牛的眼睛。老辈人有一个传说，如果石穴——也就是卧牛的眼睛哪天红了，这里的人就要遭遇巨大的灾难。
本来，传说就是传说。可是，谁也没有想到，传说竟然在这年的秋天应验了。
故事发生在卧牛山西南二三里处一个小山村，村名也叫卧牛山。

一
这天是公元一九七三年农历的正月初十。下午，卧牛山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向东从县里开完三级干部会回来，在崎岖的山路上骑着自行车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那路很不好走，七拐八弯，凸凹不平，就像是人生的旅途。不知怎么的，王向东忽然产生了这样的联想。
本村过去是十几里外一家大地主的佃户村之一，现在则是全公社最小的行政村，也是最穷的一个村。全村只有两个生产队，不到二百口人。大约一百多年前，那家地主占有了这片山地，因为这里的地薄，收的租子也少得多，每亩只要六十斤粮食；一些贪图地租便宜的穷汉来到这里，慢慢地扎下了根，形成了小小的村落。后来解放了，土地先分给各家各户，后来又归了集体，但终究还是没有摆脱一个“穷”字。每年过了年不久，三分之二的户就要等着救济粮度日。村里的地虽然不少，但因为都是山岭薄地，赶上好年景，每亩也只能收个二三百斤。如果大旱，就会颗粒无收。在这样的村里当干部，想靠搞好生产出人头地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可就这样子熬下去，又怎么能让人甘心呢？
王向东是这个村里唯一的一位高中生，也是全公社五十个大队支部书记中唯一的高中生。在他上高二的时候，“文化革命”爆发了。他和同学们一起，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起来造反，并被选为群众组织“东方红”的头头，他也把原名“王进东”改成了“王向东”。本来他是想改成“王卫东”来着，但那名字已被别的同学捷足先得，这才改成“向东”。后来，因为他不赞成对所有“当权派”们进行“残酷斗争无情打击”，被戴上了“保守派”的帽子。拥护他的人成了少数派。他和他的战友们不承认自己是“保守派”。相反，认为和他们对立的人是“极左派”，并不是真正的“造反派”。两派之间势不两立，今天文攻，明天武斗，在翻来覆去的斗争中，他也成了全县最有名的学生领袖之一。后来“造反派”得势了，他的对手们成了县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或委员，更多的是担任了各单位的革委会主任。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村里，随着当年征兵，到了部队。
在部队，他有文化、能吃苦，又处处注意积极表现，不到一年就入了党。第二年，眼看就要提干的时候，本县却有人向部队写了揭发信，说他是派性组织的头头，参与过多次打砸抢。结果，不仅提干的希望破灭，军装也不能再穿了。他提前一年，随着当年退伍的战友离开了部队。到底是什么人写的揭发信，他到底也没弄清楚，但可以肯定是文革中的对立面。他愤愤不平：真正搞打砸抢的都他娘的在县里当官了，我这没搞打砸抢的却被清算，真理到底在哪里？
他曾一度悲观失望。看来自己这辈子就要这样“怀才不遇”了。
可是，就在他回来不久，风向又变了。这时候，开始了一打三反（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、反对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、铺张浪费）运动。山东这地方的“一打三反”，是由新改组的革命委员会领导的。新改组的革命委员会由军代表、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以及与造反派做过斗争的群众代表组成，原来那些造反派的头头们被清除出去，反过来成了被斗争的对象。
这年冬天，公社在他们村的山岗上搞“大会战”。会战指挥部里要找一个有文化的人办简报，村里人推荐了他。他写的那些富有煽动性的宣传文章、顺口溜，受到了公社领导的赞赏。
接着，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。他所在的卧牛山大队连他在内只有五个党员。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老全年纪大了，用公社驻队干部的话说是“老牛歪在墒沟里——打一百鞭不起毛”了，于是，他被提名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，同时兼任革命委员会主任。
形势的变化使他萌发了新的希望。他把担任支部书记看做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。“文革”初期那些在运动中“跳高”的人，都已经重重地摔了下去，他有时暗自庆幸：那时候自己的一派没有占了上风，反倒成了好事。其实，群众组织哪里有什么原则性的区别？要想整谁，都可以找出一大堆毛病来。他知道，后来让他担任了支部书记，意味着“文革”中的是非一笔勾销，他不用再背负那沉重的历史包袱。而且，在支部书记的位置上如果干出点儿名堂来，说不定还有继续上升的机会。即便坐不上“直升飞机”，来他个“拾级而上”也不错，反正自己还年轻。他不止一次盘点过全公社各大队的主要干部们，觉得如果全公社选拔一个脱产干部，只有自己最符合条件。
现在这年代，许多事都没有定数。说起来，陈永贵所在的大寨村子并不大，可是因为当了典型，竟然一跃成为中央委员、省委副书记，今后说不定还能进政治局呢；还有吴桂贤，只是一个纺织工人，也成了中央委员、陕西省委副书记。其他还有很多当了省地县的官员。我王向东如果也有机会，当个什么也应该比他们更能胜任吧？
可是，只有成为典型，最好成为全国的典型，才有可能遇到那样的机会。问题是，在这兔子不拉屎的小山村，搞生产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？大会上说，要“抓革命，促生产。”关键是在本村，想要“抓革命”也很难：全村连一个四类分子也没有。“文革”中，这里虽然也随大流建立了革命委员会，但谁都知道那是做做样子的，这里实际是世外桃源，没有什么派性斗争。
“阶级斗争，一抓就灵”，他相信这话是当然的真理。但没有阶级敌人的地方，阶级斗争应该怎么抓？他回想他熟读背诵的语录，终于找到了答案：“除了沙漠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