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草

30多年前的一个金秋时节，我到铜陵参加一个矿山学术研讨会，要途径上海。上海是个“大地方”，有多大？我说不清楚，反正从电影、电视里看到就是大，街道大、马路大、房屋更是高大。哟。那外滩就是十里洋场，听我们单位的同事“阿拉”讲，从城东到城西半天也走不到。我们单位喊阿拉的就是上海人，和我关系好的这个阿拉姓张，张什么不知道，反正我们俩挺谈得来。
文革后，大批知青返城，张阿拉符合返城的政策，他不返上海，还留在山沟沟里的大矿山。有一次私下谈起，他说，回去干啥？房都没得住，唉的一声长叹，叹出了张阿拉的无奈。张阿拉工作很勤奋，后来在矿上成了家，还当了管理干部，真应了“天下何处无芳草”的那句话。他的芳草就在我们云南边疆的一座矿山。
去上海出差，他再三叮嘱我，要去他们家看看，带点云南土特产给他姆妈，我说我是远途，挺辛苦的，你就不要弄个大包来折磨我了，他笑笑说就一点，我走的时候果真是一个小包，好像是干菌什么的，这的确是好东西。小包上还写了地址，邮编什么的，他说如果不方便去的话，就丢进邮筒里。这个张阿拉，做人很干脆。
坐了40多个小时的火车，在下午6点来钟终于到了上海。走出火车站，我如得了一场大病，浑身酸软，两腿浮肿，走路踉踉跄跄的。唉，坐车好辛苦啊，我一个棒小伙子被折腾成这样，真是有苦没处说呢。
坐车是很辛苦的，在硬坐车厢里，睡不好，吃不好，人多气味浑浊，你放一个屁，我出一口气，不把你熏倒才怪呢。在车上，就羡慕那些坐卧铺的人，轻松坐车，安逸睡觉，真是享福啊。我虽然是出公差，可出差的人是有等级的，在单位，难怪周边的不少同事都一心努力要求进步呢，进步了，有了红帽子戴，才有单间坐，出门才能坐卧铺，才能住好房。想来本人就惭愧，30多岁了还是个主办科员。在机关里，我们喊主办科为“煮饭科员”意思就是食堂里的炊事员，想来，这“煮饭科员”还真不如炊事员，人家油水大着呢，个个胖都都的，哪像我们这些玩笔杆子的瘦猴。
下了车，拖着疲惫的身子找住处，进了火车站大旅社，一看价目表，天哩，最低价也是18元一个床位，是我当时工资的三分之一，是我出差住宿可报票证的两倍。唉，无法，只有找便宜的住，在老工人忆苦思甜时不也是说在旧社会当“沙丁”住岩洞么，如今我住差点不算什么，只要不超标就行。
在车站，拉客住宿、吃饭的人很多，他们挤着几乎一样刻板的笑容，用小喇叭吼着刺耳的声音：
住宿啊，吃饭啊，又优惠，又便宜......
看样子这些人真正把“为人民服务落到了实处”，只要你朝他们望一下，就准定被缠上，或拉或推，你就被他们列入“势力范围”，我不敢看，也不敢搭讪，犹如落魄的丧家之犬，慌忙忙自寻出路。
出了车站，才感到要小便，四处望去哪里有什么厕所，如今想来，也许不远处就有，但人生路不熟，哪里去找“方便”的所在，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“出门事事难”的道理了。正在这时，迎面走来一位老大爷，戴了红袖箍，箍上写了“执勤”二字，于是我喜出望外。走过去恭恭敬敬问：大爷附近有“卫生间”么？有哇，我带你去。在这里终于遇到了一个“活雷锋”了，于是我拧了行李急忙忙跟了他去。在行走过程中，他问我住下没有，我说没有，火车站宾馆的床位太贵，我报销费用低，没法住。他啊了一声，随即说：
你要住多大价位的旅馆。
我说最好在七八块之间，我想我可以报销十二块，这样算来还可以节约三四块呢。
他看了我一眼，就说，你太小气啦，如今哪里有七八块钱的房呢？我默不作声。我们拐了几个弯，就到了前面“方便”的地方，我正要向他道谢，他却在我面前打了一个手势，压住了我说话，然后手一招，喊来一个戴眼镜的女人，这女人千千细细的，一副文静样，像个机关职员或老师。老头介绍说，这女子是他的女儿，带我去找一家店，那个店住宿便宜，又干净。我说大伯你真好！老头说，我这人，没什么特点，就喜欢帮助人，我从厕所“方便”了出来，向老头说了声道谢，就随着那女人走了。
那女人很健谈，也很会恭维人。他喊我大哥，声音嗲嗲的，甜甜的，说大哥，你肯定很有才华，一看你就是个读书人，一看你就是个当官的，你在单位，肯定有秘书给你料理生活，出门肯定有小车坐，啊哟哟，大哥你好福气啊......她的话就像连珠炮，使劲往外身上抹浆糊，没有我插嘴的机会。走了好一会，我停下来，有些愤然问：
你到底领我去什么地方啊，我累得快走不动了。
啊......啊......快到了，就在前面。
到住处足足走了四十多分钟！我真的差些儿瘫了下去。
那个旅馆叫什么名字记不得了，反正是文革时挖下的防空洞，如今天下太平，不防空了，就改作旅舍，一是方便了旅客，二是安排了就业，还增加了国家的税收，何乐而不为呢。
买票吧，挺好的。女人说。
我一问，八块一个床位，每间住两人。好的，我心里高兴，真的又便宜又实惠。我感谢这个女人和她的父亲为我帮了大忙，在这举目无亲的大都市，我感到他们特别亲，于是我开了票，就邀请她到我住处休息一下，她莞尔地向我一笑，亲昵地随我走进屋里，我刚把行李包搁在床头，她却转身把门一关，一屁股坐在我跟前，随即就要倒在我身上。我一下子惊吓得目瞪口呆，但我突然间明白了什么。如火烧屁股般跳了起来，随即把门打开，拉个凳子坐在门口，盯盯地望着她，像看一个怪物。
她突然脸色大变，骂了一句“娘希匹”，说我是“干都”，我说，你莫骂了，我听得懂的，你走吧。她说，你得给我五十块钱，否则我不会走的。我一听浑身冒汗，今天遇到抢人的了。我突然想到，我这个文革时当过红卫兵头头的人，什么惊险没遇到过，他娘的，老子今天豁上了，再拿出“完蛋就完蛋，为什么而战”的精神，看你又把我咋的。
于是我耍起泼皮来，我说，反正钱没有，你不走就住下吧，床是窄了些，挤紧点还是可以的。我们俩相持了将近二十来分钟左右，她看我一副无赖的样子，深深叹了一口气，说，今天认倒霉，最后低下声来说，你给我二十，我领你来，我阿爹又领你上厕所，收你二十很公道。
你抢人呢，二十！有二十块我可以住火车站的宾馆了。
不！就是二十，一文也不少，阿拉这里有人。
有人咋的，我灵机一动，就从我的钱包里摸出某报的特邀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