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一片混沌中醒来，头似劈开般痛。一张略带阴郁的男人的脸出现在我的上方，一丝微笑渐渐浮上他的嘴角：“欢迎归来，老伙计。”
可是我听不懂。
事实上，我什么也不懂。隐隐约约，似长长睡了一觉，醒来后就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，忘却曾经的一切。
我是谁？从哪里来的？
我不愿意思考。苏醒伊始阶段，头很疼，又有点痒，里面似乎在做着激烈的斗争，我只能不停地输液，连动一下都困难。有时会作一些模糊的梦，梦里总会有高粱大豆的清香和霜雪的寒冷。后来，头痛渐渐减轻了那个一直在悉心照料我的陌生人开始教我识字，我学得飞快。我知道他叫三瓶村森，我叫野田一郎，我们是挚友。
在我以惊人的速度康复时，我慢慢恢复了记忆，终于，我记起了一切！
我叫野田一郎，东京人，X跨国公司总裁，几年前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，我开始无可救药地遗忘，遗忘一切，事业，亲人，朋友。很痛苦的感觉，在仅存最后一点意识时，我想到了死。是村森救了我。
村森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，他的爷爷、父亲包括他本人都在医学界尤其是大脑科学上极富盛名。他治好了我的病，给我以新生。一年以后，我重返社会，生活似乎为我敞开一扇明亮的大门，我以更敏捷思维投入工作，公司业绩稳步上升。
日本真是个美好的国度，活着真好。
村森却一切依旧。他依然不苟言笑，依然会在每年特定的日子里不辞劳苦地赶到中国，去忏悔日本曾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孽。村森上个古怪的人。
我不相信那一切，事实上，没有多少日本人相信。但我和他像约定的那样，守着一个共同的秘密——他掌有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技术！那是我自杀未遂躺在床上，村森默默地陪在旁边，眉头紧锁。终于，他开口说话了：“我可以治好你的病，但有风险，会留下怎样的后遗症是个未知数，而且，”他顿了顿：“不可以告诉任何人。”我当时意识模糊地点点头，既然已一无所有，又何妨争取一线生机？然而，手术漂亮地成功了，我术后康复得很好，除了一些淡得不足以构成烦恼的梦影外，没有任何异常反应。这意味着村森成功了。如果公开这个事实，村森足以名利双收，可他却没有。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就像我对自己如何患上阿尔茨海默又怎样被村森治好一样无知。村森真是个怪人。
九月，因为工作需要，我来到了中国。恰值中秋时节，中国街上张灯结彩，一片祥和，亘古的月亮开始向世人展现它最美的一面。九月华东大地，高粱已醉红了脸，大豆也开始飘香。谈判进行得很顺利，而我的头却开始疼，剧烈地疼，仿佛颅内有什么苏醒过来并在发疯地膨胀。我开始做梦，频繁地做梦，那些模糊的梦影清晰起来，那里有长风拂过的大片高粱和漫山遍野的大豆，还有油灯下女人满是皱纹的脸上那藏不住的慈爱，清幽的月光缠绵着浓浓的温柔……然后一切在瞬间碎成粉末，化做黑洞洞的枪口和血淋淋的刺刀，挟裹着血腥的风雨袭来……
一阵尖锐的警笛划破夜空。
熟悉的声音，刻骨铭心的恐惧，午夜惊醒，冷汗涔涔。还好是一场梦。今天是九月十八日，中国人为勿忘国耻，故于今晚鸣响警笛。我擦了一把汗，重重地瘫回床上。
可真的是一场梦吗？如此真实的梦魇，挥之不去的恐惧，屠杀的场景历历在目。
我颤抖地拨通了村森的电话，近乎语无伦次地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。电话彼岸是一段长久的沉默。村森最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，这个秘密震得我目瞪口呆，这个秘密将中国曾经的苦难日本帝国的残暴一览无余的暴露出来：
20世纪初，村森的爷爷是一名军医，随着关东军来到中国。村森的爷爷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他预测到大脑疾病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必会炙手可热，于是，数以百计的活体大脑被低温冷冻储存起来……而用于给我做主管记忆的海马区移植手术正是其中的一个活体大脑……
电话无声地从我手间滑落，村森的声音遥远地传来：“我们曾犯下的罪孽太深太深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