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青下乡苦不苦，很苦。但和生产队那些社员相比，简直过的是天堂般的生活。知青下乡国家拨一笔安家费，好像有几百元钱，交给生产队，知青自己拿不着。但还有几个月的粮食定量，每月大概二十几斤米，半斤油。这就让社员们羡慕得要死。还有，知青下乡，家里一般每月都要汇钱，根据每个家庭经济条件，但一般的工人家庭，都是汇十元。这个每月固定的十元，在社员们眼里，简直就是一笔巨款。一般社员们家里，一年几乎见不到钱。每年年终结算，一般出现二种情况，补社或者不补社。补社就是家里劳力少，孩子多，分粮超过工分，那么就应该欠生产队的粮款。当时的生产队，分粮食是按照人头来的，与劳动力无关，这点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在里面。每个人，无论是成人壮劳力，还是刚刚才哇哇坠地的婴儿，都平均分一份口粮。因此，在生产队有个奇怪的现象，最贫穷的家庭，粮食可能最多，最不挨饿。因此，能生的尽量生孩子，多分粮。记得生产队有个铁匠，胡子已经花白，还在生，最小的一个，比大儿子的孩子还小，总共生了七八个孩子。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就见满地爬的小孩。因为孩子多，分粮多，但挣工分的人少，于是每年铁匠都要补社，家里连买煤油点灯的钱都没有。但铁匠每天都乐呵呵的，因为补社理论上是要向生产队缴钱，但没有钱缴，就只好欠着。于是，铁匠在生产队账本上是欠债最多的家庭。以至于铁匠从不去参加年终的结算会，反正知道自己准欠钱。但到分粮食或者分其他东西的时候，铁匠家准是全家大小齐上阵，拿着可以装物品的容器，等待每人一份的分配。既然有人缴不起补社的钱，那么那些分粮食少于工分的家庭，尽管生产队账面上显示应该有现金，但也拿不到钱，照样一年倒头没有钱买煤油点灯。没有钱有粮食，遇到特别需要钱的时候，还可以拿粮去卖。那些不敢卖粮食，又从生产队拿不到钱，需要钱的时候，就悲惨了。我的邻居就遇上了。
有天深夜，有人急促地拍打我的门，着急地喊“知青，知青”（因为基本上每个生产只有一个知青，于是社员们就叫我们为“知青”）。美梦被打搅了，很生气，猛地拉开门一看，隔壁邻居站在门口，脸苦成一团。邻居是生产队的副队长，尽管才四十多岁，头发胡子都花白了，背佝偻着，完全是一小老头模样。副队长有点文化，劳动力不好，但脑子好，眼珠子骨碌碌一转一个主意，在生产队有一定的威望和人缘。但他的精明，并没有给他家庭带来丁点好处，不但缺粮，更缺钱。他叫我是因为想让我陪他到临近大队去请赤脚医生给他的儿子看病，社员们都知道，知青都有手电筒，方便走夜路。临近大队赤脚医生在后山那面的沟里，问他为什么不在本大队请呢，他说本大队的赤脚医生没有药，给他推荐其他有药的赤脚医生。
现在有人把当年的赤脚医生吹得上了天，说是如何如何好，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好处和方便。方便倒是方便，隔条沟就可以喊答应，但好处确实没有。首先是没有药，大队赤脚医生那间简陋的房子一年大多数时间都是关着的，即使门开着，也少有人光顾。其次，赤脚医生看病原则上是不要钱，但药要钱，没有钱还是拿不到药。因此，很大意义上说赤脚医生仅仅是个象征，或者是个摆设，是上面要求设立的，也是设立起来给上级看的。所以，找赤脚医生看病的很少，赤脚医生给人看病也很少。一来他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医生，最多算个卫生员，打个针包个伤口就是最大的能耐了，再者他们的药要钱那还不如直接上公社卫生所，起码那里还有几个算得上医生的人。
黑夜中和副队长翻过后山，下到沟里，快要到那个赤脚医生的生产队了，副队长才给我说了实话。要请的这个赤脚医生，据说手里有青霉素针药，儿子今晚病得特别厉害，想请他去给儿子打一针。打一针青霉素大概要一元多钱，而他确实找不到钱，怕没钱赤脚医生不来，于是把我拉上，好让赤脚医生知道有个知青陪着，都知道知青每月固定有十元钱。副队长并没有问我是否愿意替他付钱，就是把我拉住一道，先把赤脚医生叫来给儿子打针救命再说。在狗吠声中敲开了赤脚医生的门，他睡眼惺忪极不情愿，开口就问有没有钱。我站上前去，对赤脚医生说，我负责付钱。赤脚医生见有知青兜底，背着急救箱和我们出了门。又花了一个小时，回到了我们院。和赤脚医生进了副队长赤贫凌乱的家，家里燃起了火把，照亮出一间老式大床。赤脚医生凑过去，撩开破旧脏得看不出原色的蚊帐，看了一眼就赶忙退出来，把我拉到外面，说孩子都死了叫我来干吗。副队长不甘心，一再让赤脚医生再看看。抹不过，赤脚医生又去屋里，一会儿响起了哀哀的号哭。赤脚医生说，这孩子是蛔虫钻胆，孩子是疼死的，责问副队长为什么不早送公社卫生所或者让人来看看。副队长手撑腮帮子垂头坐在门槛上，农村儿子是宝贵的，何况是大儿子。赤脚医生走了，连惯常应该招待的面条也没有吃。副队长和老婆吵了起来，大意是被责怪为什么不早去请医生，孩子已经在床上翻来滚去两天了；为什么孩子一再央求“爸爸我肚子疼，给我打针，我要疼死了，”没有把孩子送医院，为什么不早向知青借钱，……
天快亮的时候，看见副队长把儿子用席子裹着背出去，埋在了小河边的草滩里。
同样的故事发生在生产队队长的兄弟身上。那是个英俊彪悍的帅小伙子，二十几岁，据说读过完整的小学，算是有文化的人，因此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职务。老婆已经给他生了二个孩子，但都是女儿，于是理所当然地继续生下去。小伙子人很好，纯朴，待人热情，劳动也是把好手。但也是属于那种又缺粮又缺钱的家庭，日子过得很是艰难。因为年轻，政治上求上进，生产队但凡需要劳动力的地方，都要挺身而出，抢在前面。出力多，食量就大，粮食不够，老是喊吃不饱。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老是听他说羡慕知青。知青有米吃，知青有钱用，他要是能过像知青这样的生活，那就太幸福了。有一次生产队到临近的油坊榨油，当地生产棉花，收了棉花脱了棉后，就把棉籽榨成油叫作棉籽油，当地人就吃这个。榨油的地方距离生产队大概二三里远，出油后需要派人把油挑回队里去。因为他政治好，又是队长的兄弟，于是就安排他往队里挑油。谁知第一担油就出了问题，保管员认为油不够，每桶油都少了一寸多。闹到队长那里，队长狠狠地骂了自己的兄弟，他承认油没有往自己家拿，是半路上喝了。事后他告诉我，肚子实在没有油水，